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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与社会——原题:鲁迅先生演讲洪绍统、郭子雄合记

发布日期: 2013-06-20   浏览次数 272

前几天光华金佰利真人游戏唯一网站有几位同学叫我来演讲,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。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,那我就答应了!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,但我很惭愧,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。

叫做小说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,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学家,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作菜的原理一样,所以我今天只能讲一些儿感想。

我到上海还不过一月样子,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;我想,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,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,怎么样呢?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,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方。这话说起来很长。

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两种争论:

(一)为艺术的艺术,就是向人生逃开;

(二)为人生的艺术,就是向人生拉拢。

为艺术的艺术,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,于社会上的一切毫无关系,我做我的塔,一些也不危险的,而且很有趣,所以中国要有这一派。然而有一层,叫为艺术的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,就是: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,牠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,同社会离开很远,同社会毫无关系,有趣当然是有趣的,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,就糟牠糕了;象牙之塔亦然,无人送食物来,歌就唱不出来,因为面包没有了!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,现在大都不复存在,就因为面包没有了!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,想离开社会不讲,讲有趣,讲有趣还不够,于是讲技巧韵律讲格式,结果艺术没有内容,内容空虚之后,艺术就只有空壳了,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。

还有一个倾向,这一派的人,并不造象牙之塔,自己也在社会里面,社会上的苦痛,他们亦知道。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,但是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。只要是胜利一方面,他们总是歌颂他;只要是失败一方面,他们总是取笑他;只要社会有不幸,他们就快乐,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,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,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!

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的[有]趣化,拿有趣化来回避现世,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。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,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,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;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,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,才同时灭亡。

还有一种作家,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,这当然是革命的,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,其实这也不对:诅咒社会,并不能帮助革命,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!实际上诅咒以后,暂时得着快乐,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,暂时的发泄之后,便去睡觉,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,反而阻碍革命。我在广东,尝说文学家好似打拳卖膏药一般,自以为了不得,其实我对于这些文学价值非常怀疑,所以什么文学建设论一类的主张,我一些也没有,不过我总觉得旧文学到末路时,终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。

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,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,据我想,应该有一种新的人,他们的思想,完全同我旧式的人不同,于是他们把世界事情发表出来,通过了他们的眼睛,他们的个性也是有的,这一种新文学我以为现在还没有,不过将来终非有不可,有了新的人,方有新的思想,还要有新的形式。种种形式,到现在世界已用完,将来终应有新形式的探求,中国还没有探求过,外国已有人去探求,我们希望一定要探求出来一个新形式,可是这个希望连带发生一个问题来了:

还是文学改造社会?还是社会改造文学?

许多文学家说,是文学改造社会,文学不但描写现实,且也改造现实,不过据我看,实在是社会改造文学,社会改变了,文学也改变了,社会怎样改变了呢?我以为还是面包问题,面包问题解决了,社会环境改变了,文学格式才能出来!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的话把文学家侮辱,其实实际问题确是如此。

文学家一枝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;社会革命在前,文学革命在后,那末,有人要问:诗人为什么可以预言呢?我可以反问,何以他的预言一定要数年以至数十年以后才实现呢?干脆地说,不过诗人的感觉敏锐一些罢了,社会的改革,即使没有诗人也得要起来的,诗人不做诗相[想]社会革命也是要起来的。

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其不容易,尤其是在压迫之下,文学家更不能革命,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,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;指挥刀在前,文学家在后,什么文学革命,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——如是而已。

文学还是同社会接近些好,将人生各方面扩充,将各种人的境遇写出,供各种人相互感觉,然后乃有顶光大顶正确的人生,乃有新的文学出来。现在的世界实在太小了,一人所感觉的同别人所感觉的完全不同,比方我们有二天没有饭吃,饭的香味就和从前不同。我们从别人所感觉的自己感觉得些,于是我们世界就可以扩大了。

现在把文学视为躲避所的中国文艺家的世界,实在太小了。作家一定要把他先生的太先生以及太太先生的书介绍进来,只限于他的先生的太先生的,这实在不对,我主张把各种现代的书不分国界都看,最好看原本——我并不是叫你们专向外国一条路走。

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以为是什么的,什么主义,这是受了西洋文学史之毒,其实做文章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——固然有少数这样人,可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受了他们主义的束缚。俄国乃无产阶级的文学,我们不能学他,因彼思想与吾人两样,他们是真的无产阶级,此刻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,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,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,是假的,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。

此刻是革命的政府,仿佛做文章必须有革命二字,其实这不是好文字,因为革命的内容太少,架子搭得太大,看起来反而讨厌。

我们也不是对于现代社会认为满足,我们对于社会还是看清楚,我们还是有理想,我们要按照我们理想走,这是将来的文学。

我在广州,看见党部出了一个题目。叫做《青年的烦闷》,有讲家庭与革命的,有讲革命与恋爱的,起头倒还讲得不差,井井有条,可是到了后来,他忽然说,恋爱算什么?我们要革命!这完全是假话,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说,我愿恋爱,我宁愿放弃革命。

不过此地有问题,有人以为这样岂不是走向灭亡之路吗?其实灭亡有什么关系?灭亡没有,那来建设?旧的不灭亡,新的怎么能造成?文学灭亡并没有什么希奇。猴子的文章我们看不懂,几千年后的人看我们现在的文学,当然也如灭亡一样,俄国的文学我们完全不懂,就因为他们的地位同我们的现在已经相差太远了。

如果一日到晚怕灭亡,那倒真是危险,现在的生命已经灭亡,这倒是真可怜!

有好的思想写好的,有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,假的反而没有意义,同一块很小的糖,用很大的一张包皮纸包一般。文学的真诚最要紧,否则就没有意义。


注:
1、《光华周刊》编者按:这篇演讲的题目是编者妄加的,附此申明。
2、原文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《光华周刊》第二卷第七期。
3、本文录自马蹄疾著《鲁迅演讲考》(黑龙江出版社,1981年9月第1版)。